50年前的7月28日，大地震颤。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几乎化为废墟。那天，37岁的急救医生李宗浩是北京急救站总值班，随后，他又奔赴一线，执行现场救灾中最重要的环节——检伤分类。
1960年代李宗浩医生站在北京急救站门前
面对那些因灾害和救援不当造成的截瘫病人，面对那些被罕见感染折磨致死的伤员，这位年轻医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彻骨的无力感。
正是这种无力感，驱动他以近乎执拗的方式奔走呼吁，最终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医疗急救中心，促成了全国统一的“120”急救电话的启用。
这是一段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现代急救史。
唐山地震救灾现场，当时仍在用软担架抬病人。
地震中的北京一夜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北京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大街63号，一座平房小院在“咯咯”的巨响中猛烈颤抖起来。“咯咯”声来自厚重的玻璃屋顶，黑暗中那刺耳的声音，仿佛整个“玻璃大厅”都会随时粉碎。
唐山大地震当晚，这里是北京市唯一的急救机构。
伤员通过火车转运中
1950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成立了一个“急救组”，只有几位医生护士和三辆旧美国军用救护车，算是北京急救事业的开端。1955年，南池子大街一所耳鼻喉医院改建成北京市急救站，“玻璃大厅”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的。
到1976年，急救站的条件仍十分简陋，只有十几辆破旧的国产救护车，每辆车内仅配一副帆布担架；急救站的二十几名医生、护士分成4个组轮流值班，接听整个北京仅有的一部紧急呼救电话555678。
在被称为“对打铁”的轮班制度下，医护人员每个班次要高强度地工作24小时。接到电话，他们便背着氧气袋、急救包奔赴“现场”，或是城内的小胡同，或是远在郊区的山村，如果赶上夜班到郊区，肯定是“一夜不归”。那时候山路坎坷不平，在“老牛破车”里摇晃颠簸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7月27日早8时换班后，37岁的李宗浩开始担任急救站的总值班。他守着电话，调度6辆救护车和4位医生，被同事们称为当天的“司令”。
这一天，天气闷热，急救电话不断，李宗浩一直忙到凌晨三点，才窝在值班床上眯了一会儿。虽然是一天中最疲惫的时刻，但突如其来的晃动，还是让他凭借职业本能一跃而起。值班室门外，医生、护士和司机纷纷冲出房间，挤在狭窄的玻璃大厅和天井小院里，喊着：“地震了！地震了！”
他们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急救人员，而且多数刚参加过邢台地震急救，作为总值班的李宗浩，更是业务能手。经过简单部署，医护便迅速各就各位：李宗浩继续守电话，其他医生检查急救包，并把夹板、绷带等外伤抢救器材备好，司机把临街的一排车库大门打开，随时出发。
急救电话开始此起彼伏地打进来，呼救的多是天安门以东一带，越往东情况越严重。老旧房屋倒塌的受伤者、惊恐发作的心脏病老人……痛苦指向这里，但偌大的北京只有一条急救线路，很多求助，都在急促的占线音中落空了。
即便是能打进来的幸运者，6辆国产救护车的运力也是杯水车薪。在这个地动山摇的黑夜，急救站越发显得捉襟见肘，让电话边上的李宗浩干着急。
地震后急救车停在天安门广场东侧
急救站外，南池子的居民正陆续从家中涌上街头，汇成一股股人流，流向几百米外的天安门广场。
地震是突发，又在凌晨，人们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不免惊慌、惊恐。散见于口述中的北京地震记忆，交织着慌乱、温情与荒诞，但在医疗卫生系统，却是险象环生。
朝阳医院的金大鹏大夫正在五楼手术室做阑尾切除手术。当阑尾切掉就要关腹的时候，突然，伴随着强烈的声音，大楼抖动起来，无影灯摇晃着，手术室的白瓷砖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地震发生了。
“有我在，就有病人在。”几位医护人员似乎想到了一起，不约而同扑上来，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病人。晃动稍停，金大鹏沉着地把手术做完。这时，许多职工已经从四面八方赶到医院，大家背的背、抬的抬，只用20分钟，就把住院的400多个病人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北京虽未受重创，但因震感强烈、余震频发，加上当时地震预报能力有限，全市迅速进入紧急状态。28日清晨，已经24小时无眠的李宗浩，又主动留下来，加入到下一个24小时的急救中。
为了安全计，急救站在附近的天安门广场东侧支起了帐篷，开来的急救车就停在那里，成了临时设在天安门广场的急救站。这恐怕是唯一一个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办公的公立医疗机构。在急救站周围，许多居民也搭起防震棚，并持续数月之久。
50年后，回忆起这一夜时，87岁的李宗浩说，急救站的窘境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中国没有现代化的急救系统。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急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医院有急诊，但急诊意味着病人自己来到医院；城市有救护车，但救护车只是“带轮子的担架”。从灾害现场到医院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空白。
“应对大灾大难，城市必须建立现代化的急救机构与体系，这让我的事业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变，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一夜后，他开始重新打量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急救站。
恶臭、苦笑脸与截瘫患者
一场7.8级大地震，让24万多鲜活的生命葬身瓦砾之中。地震后，需要紧急救援的伤员多达73万人。在急救站连续工作48小时后，李宗浩接到上级命令，被派往救护唐山伤员的“司令部”——北京远郊一个至关重要的铁路枢纽。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急救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学科。李宗浩作为紧俏的急救医生，被委以重任：检伤分类。这是一个极其严酷的工作，医生必须用最冷静的方式做出最果断又无情的判断。
闷热的货运列车源源不断地从废墟深处开来，车厢里塞满了从死神手里抢出来的伤员。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极度缺乏睡眠的环境下，李宗浩必须在数分钟内判定伤情，快速判断谁最需要优先救治、谁可以等待、谁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并做出留京手术、转送全国、就地观察的决定。
由于震区正值酷暑，伤员转运过来又已经是三天后了，两种罕见的厌氧菌感染——气性坏疽和破伤风——在伤员中疯狂肆虐。
“气性坏疽，大部分医生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我做急救医生多年，以前也未遇到过，如今却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病。”那些病人的大腿和臀部高度水肿、皮肤呈现紫铜色，开放性创口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李宗浩说，“那种臭，我现在都能忆起闻及。”
发生破伤风的病人就更多了。痉挛毒素侵入了他们的神经系统，稍有刺激，便会令他们牙关紧闭、全身肌肉强直抽搐，脸上呈现出特有“苦笑面容”。这种苦笑，也成了李宗浩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最让这位年轻医生心碎的，是那些在闷热货车厢里显得异样“安静”的伤员。
当李宗浩拉开一节闷热的铁皮车厢大门，迎面看到的不是血淋淋的伤口，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一群表情平静、说话自如的中青年。他们身上看不到累累伤痕，甚至还能微笑着询问车外是什么地方。可当李宗浩俯下身去抚摸他们的肢体时，他的手颤抖了，这是一整车厢的截瘫伤员。
“大夫，这里是什么地方？”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轻声问他。
“这是首都远郊的一个火车站，中央指挥部在这儿。”李宗浩温和地回答。
她高兴地笑了，转头对同伴说：“我们快到北京了，真想到天安门去看看……”
可下一秒，她的脸色闪过一丝凄凉的苦笑。旁边另一位妇女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看护人员说：“我的身体像分了家似的，腰底下什么都不知道。”
这句话像一道雷电，击中了李宗浩的心脏，他不得不迅速走出车厢，站在铁轨旁，任由泪水夺眶而出。急救常识告诉他，这些截瘫者，并不都是地震直接造成的。
地震容易造成脊柱骨折、脱位，如果悉心照顾，可以恢复。倘若患者在废墟中被热心却缺乏医学常识的救援人员“拽”出来，或者在转运过程中过于颠簸，都会造成无可逆转的脊髓损伤，酿成终身瘫痪。
唐山大地震后，28天里，就将10万名重伤员通过空中和铁路转送到全国各地救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和运输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但一想到3817位截瘫患者，李宗浩便坐立难安。
1996年，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救援医学报告会”上，当年的幸存者、因高位截瘫而坐了二十年轮椅的女护士张胜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二十年后的1996年，在李宗浩主持的“纪念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救援医学报告会”上，当年的幸存者、因高位截瘫而坐了二十年轮椅的女护士张胜兰，含泪说出了一段让全场肃静的真相：
地震前，张胜兰就曾护理过一位19岁的年轻战士。小战士在挖防空洞时砸伤了腰，连长和指导员心急如焚，一人抬肩、一人抬腿，只用了十分钟就把他抬到了急救室。可正是这种看似迅速的“对折式”搬运，导致小战士原本只是轻度挫伤的脊髓彻底横断，变成了终身截瘫。
张胜兰自己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地震中，她颈椎受伤陷入昏迷，家人冒着余震把她从窗口硬拉出来，用一辆没有采取任何固定措施的卡车，在剧烈颠簸的道路上颠了整整八十多公里。到了医院，一位缺乏灾害急救常识的外科医生在没有进行任何X线检查的情况下，盲目认为她是颈椎错位，蹲在她的头前，让人压住她的双腿，用双手托住她的下颌用力往上拉，并左右晃动。一阵剧痛后，张胜兰再度昏迷，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
“如果当时搬运方法正确，如果卡车上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如果那位医生不盲目地治疗，也许我现在会好得多。”张胜兰在轮椅上的感叹，让李宗浩更加难以释怀，直到2001年，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立，李宗浩参与了队伍的医学培训工作，对预防截瘫千叮咛万嘱咐，这才稍感心安。
“唐山大地震的电影文学我都不忍看。但我不停地反思，20周年、30周年时还要搞纪念活动，这都是为了明天。21世纪，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截瘫的发生都大幅度减少了，这就是文明阳光的力量。”
传奇军医傅连暲的重托
从救灾一线回到北京，李宗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在他眼里，城市面貌正在变化，但老百姓的急救方式依然停留在极其原始的阶段。
全市唯一的紧急呼救热线555678常年处于繁忙和打不通的状态，值班的救护车寥寥无几，且多为破旧的小车，只能充当“运送车”。市民一旦突发急性心肌梗死、脑出血或者遭遇车祸，家属只能四处借人手，用肩膀背、用自行车驮，或者找一辆平板三轮车，在寒风或烈日下把病人长途抬往医院。许多本可以被抢救过来的生命，就在这种毫无保障的颠簸中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改革开放后，政府虽然拨100万元专款，用于北京市急救站的翻建改造，并重建了名存实亡的海淀和丰台区急救站，新建了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五个区的急救站。但是，急救站各自为战，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北京急救太落后了，我们再也不能让病人靠平板三轮拉到医院了！”在每一次向市政府和卫生局的汇报中，李宗浩总是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但在百废待兴的年代，这样的建议往往石沉大海。有人不解：医生不在医院等病号，非要跑到街头去干什么？
无一官半职，却对创建急救体系如此执着，除了在唐山地震中大受刺激外，还源于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1963年，国家计划拍摄一部用电安全科教片。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为此联系卫生部，希望推荐一位医生担任影片顾问和科学指导。李宗浩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在急救领域已崭露头角，写过相关文章，便接到了这个任务。
但他毕竟资历尚浅，相关资料也很难找，就冒昧地给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写信求助。
傅连暲，这位曾长征二万五千里、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功勋中将，因为经历过战争，尤其注重急救。看到这位刚入行医生的求助信，他不仅没有推诿，反而亲自在中华医学会五楼，为他举办了一场“拜师会”。
那是1963年的一个下午。拜师会由傅连暲亲自主持，现场端坐着七位泰斗级专家：北京医学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尚德延教授，以及积水潭医院的创伤骨科专家等。
傅连暲用他一贯平和细慢、却掷地有声的语调对在座的泰斗们说：“现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急救学科，宗浩大夫在急救站工作，有志于献身于此，我非常高兴。今天是个拜师会，也是个倡议会，让我们共同把中国急救医学事业创立起来。”
年轻的李宗浩站在会场中间，看着傅老和一众医学大师，深深鞠了一躬。他本以为，此后将是一片坦途，然而，十年浩劫却让傅老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与意大利专家为北京急救中心选址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李宗浩堪比“祥林嫂”似的呼吁，终于引起了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的注意。白副市长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以务实、亲民、深入基层著称，他不仅认真听李宗浩讲了两个多小时，还骑自行车到南池子去“微服私访”，东问西问。
“真没想到，这么大的北京，就几辆急救车值班，一部急救电话，‘人背、车驮，平板拉’的局面是得改变，得发展……你的事业心很强，很好，大家一定会帮助你实现愿望的。”在副市长白介夫、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张青季的支持下，李宗浩从急救站借调到卫生局，开始全面调研急救现状。
他系统地研究了国外的急救体系。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911”急救联动系统，欧洲各国也各有成熟的EMS模式。核心经验是一致的：缩短急救半径；提升现场救治能力；建立统一调度中心。
他将这些想法写成一份份建议书，递交给卫生局、市政府乃至卫生部。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急救工作会议。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西安、沈阳、杭州等城市的急救站站长齐聚一堂，会后由李宗浩执笔起草了《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见》，于同年10月以卫生部名义发布。
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城市要形成急救网络，医院要建立急诊科。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现代急救体系建设作出系统性部署，文件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即便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
但红头文件只是纲领，在南池子63号，一切依然如旧，李宗浩每天从这栋灰砖小楼进出，继续等待着机会。
180万贷款变800万美元赠款
这个机会，在1982年的春天悄然而至。
意大利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笔十亿美元的低息政府贷款，时任国家外经贸部外资局局长的李岚清亲自主持这笔资金的全国项目分配谈判。
新落成的北京急救中心
在白介夫副市长和北京市卫生局的极力推介下，北京市决定将“筹建北京急救中心”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重点项目上报。
由于李宗浩对急救业务的精通和满腔的热忱，卫生局党委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任命这位没有任何行政官职的普通医生，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与意大利外交部代表团进行面对面的商务与技术谈判。
当时，北京市给李宗浩草拟的预算方案是：争取在这十亿美元的项目大盘中，申请到18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
1982年5月10日，谈判在北京二里沟一座进出口大楼里正式开始。
意方的关注点很明确：通过这个项目打开中国市场，让菲亚特的救护车在中国的道路上奔跑。而李宗浩的关注点则完全不同，他要的不是几十辆救护车，而是一套完整的现代化急救体系。
第一天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甚至是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李宗浩彻夜难眠。
他躺在床上，反复回放着白天谈判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表达不够清晰，还是双方的出发点本来就无法调和？180万美元的预算是太保守了？还是太冒进了？
第二天清晨，他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了谈判大楼。就在他走向会议室的路上，一个意外的相遇改变了整个局面。
他在自己的谈判间门口遇到了一位意大利女士——尼克莱特·马奇。
这个名字放在今天可能很陌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她曾因主演电影《不是为了爱情》而被中国观众熟知。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李宗浩认识她。此前两人曾在北京名中医关幼波大夫处偶然结识，相谈甚欢。此刻在这里见到她，也并非巧合，她是意大利政府请来的翻译。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尼克莱特不仅语言能力出众，更重要的是她对李宗浩的事业有一定了解，也认同急救事业的价值。在她的帮助下，第二天谈判的气氛截然不同。她准确而富有感情地将李宗浩的意思传达给意方，同时也把意方的关切清晰地反馈回来。
谈判进行到高潮时，李宗浩做了一个即兴发言。这段话他后来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
“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一名医生。但我认为政府间的合作建立医院的项目是很有意义的。美国人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人建了友谊医院，日本人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贵国政府如果帮助我们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其意义远比建立一所、两所医院大。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急救网络体系。我们谈的这个项目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是开创性的。建成之后，其他城市很快也会照此模式仿效。到那时，贵国的菲亚特救护车奔驰在北京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成为两国人民友谊地久天长的见证！我想，诸位的功绩并不会低于贵国历史上的马可·波罗！”
尼克莱特用响亮的、充满感情的语调将这段话译出。谈判室里安静了下来，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
意方主谈人先打破了沉默。他用英语直接问李宗浩：“那你为什么不提800万美元的方案，而只是提180万美元的方案呢？”
李宗浩目瞪口呆。
对方继续解释道：“我很欣赏你刚才讲的这番话。你不仅是医生，也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家。我完全赞同你关于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判断。但我不明白的是，180万美元要建设中国首都如此规模的一个现代化急救中心，远远不够。我认为你们至少需要800万美元。意大利政府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首都建成一个非常现代化、有影响力的急救中心。”
这个反转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李宗浩自己。他从180万美元出发，做好了艰苦谈判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对方主动将额度提高了四倍多。而且，对方暗示这可能不是贷款而是赠款，是无偿援助。
谈判结束后，李宗浩反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谈判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果；忧的是，万一800万美元赠款的方案最终没批下来，连带原来的180万美元贷款也黄了怎么办？责任谁来承担？
走出谈判大楼后，心急的李宗浩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奔向红霞公寓白介夫副市长的家。
在书房里，白介夫听完了李宗浩关于180万美元贷款变成800万美元赠款的详细汇报，赞许地点头说：“你放心，北京市政府会全力配套地皮和建筑资金！”
白介夫还当着李宗浩的面，拨通了外经贸部和卫生部等几位国家部委领导的电话，当晚便敲定了北京市政府全力承接并扩充该项目的行政决策。
李岚清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经贸部有位同志心肌梗死，急救电话打不通，好不容易通了，过了很久才来了一辆救护车。北京急救中心不仅是北京的，也是首都的，要有很好的通讯，很好的网络，很好的急救车，十分重要，十分必要。
中意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项目，自此迈入了快车道。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门破土动工了。1988年3月，前门西大街103号，一座现代化白色大楼投入运转，全国统一的急救呼救号码“120”也在这里正式开通。
中国急救的新纪元到来了，李宗浩却经历了比创业阶段更多的挫折和困扰。
推倒急救中心的“围墙”
在起草全国急救工作意见的过程中，李宗浩的学术视野开始向世界延伸。通过谢荣教授的极力推荐，李宗浩与被称为当代“心肺复苏之父”的彼得·沙法教授建立起了联系。
沙法教授在二战时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一生致力于挽救那些不该过早停止跳动的心脏。自1983年起，李宗浩与沙法教授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鸿雁传书”。
沙法在信中不断告诫李宗浩：“急救的本质在医院外。如果不能让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在现场的第一时间、由身边的人进行心肺复苏，那么后续再高明的医生、再昂贵的病房，都只能是徒劳。”
1989年9月，第六届世界灾害与急救医学大会在香港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人群中，两位通信多年的师生终于相见了。沙法教授紧握李宗浩的手，风趣地指着他的胸卡说，“李宗浩大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年轻人。”其实，李宗浩那年已经快五十岁了。
为了把他引荐给国际急救界，沙法教授力邀李宗浩参加大会晚宴，还塞给他一张入场券。原来，他早已看出李原本不参加晚宴，是没有相关经费，便自己掏钱为这位学生买好了晚宴请柬。
会后，沙法不顾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带着十多个国家近百位急救专家来到北京，在李宗浩的陪同下，参加了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的“卫星会”。
他和几位美国专家应邀到李宗浩家中做客，两代急救人在一道道茉莉花茶中，就心肺复苏和当代急救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李宗浩向沙法介绍，中国电力部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强制要求电工必须通过心肺复苏考试才能上岗，并且在猴子和狗的身上进行了大量电击除颤的动物实验。沙法听后由衷地赞叹：“这只有在社会组织良好的国家才能做到。”
但在参观了北京急救中心后，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隐藏在宏伟建筑背后的问题：
“李大夫，我看到你们急救中心设有内科、外科、手术室，甚至还有上百张住院的病床，这太像一所中型综合医院，而不是一个大城市急救网络的总部调度服务体系的结构了。北京是一座人口极多、面积巨大的城市，未来的交通一定会变得拥挤不堪。如果你们不把精力放在建设星罗棋布的急救分站、缩短急救半径上，漫长的路途会彻底摧毁急救的时效性。这会成为困惑你们几十年的严重问题。”
沙法的这番话，切中了当时国内急救体制中“院前”与“院内”不分家的顽疾。
理想中的急救中心应该是一个“枢纽”而不是一个“终点”，应该是一张“网”的中心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建筑。这套模式在国际上被称为EMS，是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的标配，但在当时的中国，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北京急救中心建成后，关于发展路线，始终存在着不同声音。一方认为应该坚持“院外急救+网络化”的方向，另一方则倾向于将其发展为“急救医院”：增加病房、扩大门诊、收治住院病人。
这看似是管理差异，实则关乎中国急救的根本方向。如果急救中心变成了医院，那么它和其他医院有什么区别？城市急救网络的短板谁来补？院前急救这个最薄弱、最需要加强的环节，会不会再次被边缘化？
“北京这么大，如果只有一个急救大本营，车子开到五环外、开到郊区要一个小时，病人在车上早就危象丛生了！我们必须撤掉院内病房，建立星罗棋布的急救网点，大大缩短急救半径！”在一次次内部会议上，李宗浩拍着桌子，却常感到孤立无援。
20世纪90年代，李宗浩虽是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急救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却成了一心推倒急救中心“围墙”的那个人。
他提出，急救不要被医院的框架限制，要建立“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的救援体系和服务原则。
进入21世纪，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和国家应急体系的创建后，北京120系统终于迎来了彻底的转型。2005年4月，急救中心撤销了院内医疗部分。当年的路线之争，这才算尘埃落定。
空中急救“好事多磨”
早在北京急救中心破土动工前，李宗浩便已将目光投向了更为辽阔的天空。在他看来，“缺乏空中救援的城市急救系统，就像陆海空三军里少了空军，是不完整的”。
1986年秋天，德国空中救援总部（DRF）执行总裁柯赖尔博士携夫人来京度假，李宗浩陪同他们登上了八达岭长城的烽火台。
站在险峻蜿蜒的古长城上，望着漫山遍野、肤色各异的游人，柯赖尔博士突然停下脚步，表情十分严肃地问李宗浩：“这里是世界闻名的景区，离北京市中心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山路崎岖。万一在这里有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或者发生严重坠落伤，你们怎么急救？救护车能赶得及吗？”
李宗浩沉默了片刻，两人几乎同时说出了四个字：“空中急救。”
在八达岭的秋风里，柯赖尔博士握住李宗浩的手说：“中国太大了，北京太需要直升机救护了。我向你发出正式邀请，请你实地参加我们的空中急救工作，我们共同来筹划德中空中救援项目。”
长城脚下的誓言，开启了李宗浩长达三十年的飞天梦想。
1987年9月14日傍晚，正在联邦德国一处救护直升机站随机值班考察的李宗浩，突然接到空中救援总部的紧急通知：
在遥远的地中海西班牙伊维萨岛，一位88岁的德国高龄女游客突发心梗合并心室纤颤，生命垂危，家属和院方急切请求德国派医疗队前去抢救并护送回国。
“李大夫，你是心脏急救专家，我们认为你最合适去。”柯赖尔博士在电话里郑重委托。
李宗浩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带上护照，与图宾根大学附院的麻醉医生和护士一起登上了轻型喷气式救护飞机，连夜飞往地中海。
西班牙边防官员对这素有“救命星辰”之称的救护飞机，连护照都未看就直接放行。在当地医院，李宗浩和同行一起，对这位不断发生室颤、气管切开插管的老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急救，终于将老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下来。
深夜，轻型救护飞机平稳地飞越了法国马赛。机舱里，李宗浩守护在老人身旁，不断调整着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滴速，及时进行气道吸引，老人终于平安回家了。
这段天际线上的生死营救，让李宗浩获得了“德国空中救援中心荣誉会员”证书。这是该机构成立十五年来，首次将这一荣誉通过官方授予一位外国医生。
虽然得到了中德双方的高度信任，但这个中德合作项目至今仍未落实。不过，李宗浩一直坚信“好事多磨”，此后三十年，他一直在呼吁建立中国空中救援体系。
2016年，北京开始加速发展航空医疗救援。到目前为止，北京航空医疗救援体系内共有71架各类机型，在京津冀地区可随时出动14架旋翼直升机和3架固定翼飞机参与航空救援。
安危瞬间，涵在平时
87岁的李宗浩仍然笔耕不辍 本报记者 孙昊摄
2008年5月16日，紫禁城珍宝馆旁，故宫医疗急救站落成与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的赠送的仪式同时举行。
“我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哪怕救护车进不来红墙，这里的医护人员和训练有素的武警战士也能在第一分钟，用AED把游客从死神手里拉回来。”李宗浩在仪式上仅讲了三分钟，便有些哽咽失声。
他想起的，是在北京急救站工作时，故宫的一位游客突发心脏病。故宫离南池子不过一箭之遥，但急救车开进故宫需要绕行很远，等医生到达游客身边时，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来说，每一分钟都意味着存活率下降7%到10%。十分钟后到达，基本上已经来不及了。
更让他难受的是，救护车上没有心电图机，没有除颤仪，没有供氧系统，没有规范的固定器材。医生随车出发，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
从那时起，他就希望能在故宫里建急救站。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这座每日迎来十几万游客的庞大古建筑群中，参观图上终于有了“急救站（First Aid Station）”的标识，而且还用上了AED。
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证明，早一分钟使用AED，生命的存活率可以提高8%到10%。从1998年起，李宗浩就将其称为21世纪的灭火器。不过，对新设备的认可，往往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1995年11月2日，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在市政府会议期间心脏骤停。李宗浩接到通知后很快赶赴现场，主持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高级心肺复苏抢救。尽管最终未能挽回李润五的生命，但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如果能让心梗预防知识更加普及；如果在事发的“黄金四分钟”内有“第一目击者”对他进行了有效的徒手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如果那时的政府大楼里有AED……李宗浩常反思那些“生死瞬间”，但生命没有“如果”。
2006年12月20日，相声大师马季在家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事后复盘发现，从发病到拨打急救电话之间存在严重的时间延误：小保姆的第一反应是去找家人，家人来了之后，才打急救电话。
“如果保姆经过培训，可以进行心肺复苏，如果她能先打急救电话，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马季先生猝死后，面对熟人和媒体的询问，李宗浩总自责科普做的还不够。
这些年，即便忙于事务，他仍挤出大量时间做科普，大力在社区和公众中普及心肺复苏术（CPR），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的应用。
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中，在他撰写的科普书籍里，在各个场合，他都大声疾呼：“急救必须从医生手中解放出来”，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成为生命的“第一目击者”。
最近，多位名人猝死，让“心源性猝死”“AED”“黄金四分钟”等词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互联网平台首页。
令人欣慰的是，从1998年北京急救中心受赠第一台AED以来，截至2025年底，北京统计在册的、重点公共场所的AED已经超过7000台。
从1976年那节充满悲凉的“截瘫车厢”，到和平门日夜呼啸的“120”急救车；从八达岭长城上对天空的眺望，到汶川震中那支背着“CHINA”标志的国家地震救援医疗队，李宗浩和他的同道们用尽一生心血，编织着现代医学救援网络。
2016年，77岁的李宗浩作为唯一的中国医学救援专家，前往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现场进行调研。他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地震频繁，中国也有核电站。我们要提前调研学习，防患于未然。”
今年他87岁了，仍奔波于学术会议甚至抢救现场，讲到唐山地震仍热泪盈眶。“安危瞬间，涵在平时。”这不仅是他对灾难的思考，也是人生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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